安·布萊爾《在學者的工作室中》發掘作家背後的「侍筆」

■武夷山

2026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安·布莱尔的著作In the Scholars Workshop:Hidden Histories of Collaboration and Authorship（本文作者译为“在学者的工作室中：关于协作与著作权的幕后故事”）。布莱尔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思想史学者，长期以来她一直是思想史领域的领军人物。如同她的博士生导师，也是她长期的合作者安东尼·格拉夫顿一样，她的工作侧重于重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研究方法。她2010年出版的著作《有待了解的东西太多：现代之前的学术信息管理》，聚焦于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做笔记的技巧和参考工具。

过去的作品是谁写的？如果我们说的“写”是指“创作”，那么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作者的名字，从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到瑞士宗教改革家茨温利。但字面意义上的书写，往往是由其他人完成的：抄写员、秘书和文书。在印刷术传遍欧洲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每一页后来被阅读的文字都是手写而成的。即便是在初稿上，那双手也未必属于作者本人。

在早期，面对笨拙的书写工具，比如在莎草纸或羊皮纸上写字的铁笔或羽毛笔，许多作者更倾向于口述其作品。对于古希腊和罗马的精英阶层而言，向技术娴熟的奴隶秘书口述是一种常规的创作方式。所有精英家庭里都需要一名“文书”或“侍笔”，后者正是现代“amanuensis”（文书或听写员）一词的来源。尤利乌斯·恺撒大帝总是让他的听写员们忙碌不已。据古罗马作家、博物学家老普林尼记载，恺撒能够“一边写作一边阅读，一边口述一边聆听，还能就其重要事务同时向他的秘书口述四封信——或者，如果不太忙的话，能同时口述七封”。

在中世纪，抄写工作转移到了修道院，这是一项神圣的职责。但文化的维系仍然需要一支专门的辅助人员队伍。人们可能会以为，印刷术发明后，抄写工作量会下降。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在谷登堡时代，书籍、信件和文件总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最终使得日常书写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这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书—— 一种全能型的文书助理，负责记录口述稿、抄写信件、校对文稿、监督书籍印刷，并全面协助其雇主在文字世界中畅游。

几百年来，许多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通常都是这样依赖助手来完成各种任务的：听写口述内容、校对、编制索引、撰稿和无休止的抄写。本书向读者介绍了这些默默无闻的抄写员、助手和合作者，揭示了学术事业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孤独的活动。

通过对文艺复兴晚期的深入研究，布莱尔重构了该时期一些领军人物的私人生活和学术追求，例如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改革家马丁·布塞尔，还有巴黎的两位教授阿德里安·图尔内布和彼得鲁斯·拉穆斯。布莱尔描绘了协助他们工作的仆人、学生和家庭成员的多面肖像，这些肖像的素材来源广泛，包括论著草稿、正式出版的文本、书信、注释、传记材料和家规。在现代，随着聊天机器人和其他强大软件工具的兴起，布莱尔又识别出了新型的数字代笔者。

布莱尔称早期的一些作家为“主笔人”，这些主笔人很自然地会将周围的人视为本人能力的灵活延伸，正如如今政府、公司等大型机构的主管们所做的那样。在“主笔人”的著作中，秘书和文书的劳动通常不被提及，有时甚至被刻意抹去。因此，要在时隔500年后发掘出他们的贡献，殊非易事。幸好布莱尔是一位细致的学者，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技巧有深刻的了解，所以能够察觉到别人可能忽略的东西。比如，“主笔人”偶尔会提及其文书们的工作，或是对其出色完成的工作给予表扬，或是让文书为错误承担责任。通过捕捉诸如此类的证据，布莱尔追溯了那些听写员、抄写员、代笔者是如何在手稿中——偶尔在印制完成的图书中——显露踪迹的，又是何时显露踪迹的。布莱尔还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秘书和文书拥有独特的地位并以此影响其主人身后遗产的安排。

本书视野宏大，挑战了关于作者身份和著作权归属的传统观点，证实了协作在当今的学术工作中依然具有重要性，且这种重要性亘古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