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勳的移民奮鬥故事,映照「美國夢」的上限
黄仁勋:一个移民少年的“美国梦”
黃仁勳由移民少年成為 NVIDIA 創辦人及前任首席執行官,文章以其離任為切口回顧創業歷程,並提出「美國夢」存在上限的觀點。文中回顧 NV1 失利後獲世嘉500萬美元支持、堅持投入 CUDA,以及公司轉向 AI 算力的歷程。他於11月8日向員工承認對妻子不忠並道歉,董事會於11月11日接受其辭去總裁、首席執行官及董事職務的決定。
文章串連黃仁勳的移民、創業與離任經歷,呈現作者對個人成功進入戰略科技領域後所面對的權力審視及其界限的分析。
一
黃仁勳5歲前的時光,是在中國的台灣度過的。
他們家的祖籍是浙江省的青田。黃仁勳的父親黃興泰畢業於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是美國開利空調公司台灣分部的一名工程師,母親羅採秀做過小學老師。
黃仁勳5歲那年,父親黃興泰因為工作調動,帶着全家遷往泰國曼谷。
但黃興泰並不認為曼谷是他們的長居之地。
因為黃興泰曾被派往美國參加公司培訓。那次短暫的美國之行讓黃興泰受到了極大的震撼——20世紀60年代末的曼哈頓,摩天大樓高聳入雲,家用電器琳琅滿目,整個國家散發着一種蓬勃向上的工業氣息。
回來之後,黃興泰和妻子羅採秀商議:無論如何,一定要讓兩個兒子去美國受教育。
1973年,泰國爆發了“10月14日事件”,50萬示威遊行的學生和民眾與軍警爆發流血衝突,政局動盪。黃興泰夫婦覺得,正好兩個兒子也到了讀書的關鍵時期,不能再等了。
但那時候夫婦倆人並沒有美國的移民簽證,也沒有足夠的積蓄,情急之下,母親羅採秀想起了剛剛移民美國華盛頓州的舅舅,便托舅舅去打聽:
有沒有那種既包吃包住、學費又便宜的寄宿學校?
不久之後,舅舅發來了回信,還真找到了:
那是一家位於肯塔基州奧奈達小鎮的學校——奧奈達浸信會學院。
名字聽起來,像是一所歷史悠久的貴族宗教私塾。
關鍵是,學費可免!
於是,1973年底,9歲的黃仁勳和10歲的哥哥,揣着父母給的一筆錢,登上了跨越太平洋的飛機。
下飛機後,幾經輾轉,他們被一輛破舊的長途大巴拉到了肯塔基州的深山老林裏。
當兄弟倆拖着行李箱走進那所奧奈達浸信會學院的大門時,他們才發現:
要麼舅舅騙了他們家,要麼舅舅自己也被騙了。
二
黃仁勳他們要讀的,是一所一言難盡的學校。
奧奈達浸信會學院所在的肯塔基州克萊縣,當時全縣有 55.6% 的家庭生活在聯邦貧困線以下,人均收入僅約1132美元——在全美3000多個縣中穩居最貧困的1%行列。
黃仁勳的爸爸當時看到的是繁華的紐約,他可能以為美國到處都是這樣的城市。
而奧奈達浸信會學院也不是什麼普通的學校,它是一所願意接收全美各地“問題少年”的鄉村基督教感化寄宿學校。
因為學校免收一些貧困生學費,所以會要求一些學生半工半讀,這裏聚集了大量被公立學校開除、無家可歸或者父母正在服刑的所謂“野孩子”。

如今的奧奈達浸信會學院
剛滿10歲的哥哥黃仁昭進校後被分到了農場幹活;而9歲的黃仁勳因為年紀太小,還進不了這所學校,先進了奧奈達小學——兩個學校的男生宿舍是共用的。
當然,進小學也要幹活。黃仁勳每天放學後,要負責打掃男生宿舍樓的公共廁所。
而比起每天掃廁所,更困擾9歲黃仁勳的,是他的室友:
那是一個17歲的高年級白人少年——其實也可以叫青年了。這位青年一上來就驕傲地向黃仁勳展示了自己的勳章:身上的刀疤——那是他來學校之前在街頭鬥毆時留下的。
而更讓黃仁勳兄弟感到心悸的是,學校裏的很多男孩,兜裏都會揣一樣東西:小刀。每天到了晚上,宿舍走廊裏經常會打成一片。
可想而知,一個既不會説流利英語、又瘦小單薄的外來亞裔小孩——這所學校之前從來沒有來過中國人——黃仁勳幾乎就是一個完美的“被霸凌者”。
比如,每天從宿舍去教室上課,必須經過肯塔基河上的一座老式吊橋。那座吊橋年久失修,上面的木板爛掉了不少,走上去搖搖晃晃,底下就是湍急的河水。一些白人小孩只要看到黃仁勳走上橋,就會故意跑到橋頭劇烈地搖晃鋼索,因為他們想看這個黃皮膚的男孩嚇得哭出來。
但黃仁勳堅決不哭。
他的同班同學本·貝斯幾十年後回憶説,黃仁勳每次都是默不作聲地抓住繩索,看準腳下僅剩的幾塊木板,一步一步穩穩地走過來。
看到他根本不怕,那些惡作劇的孩子覺得沒趣,反而不怎麼欺負他了。
而在宿舍裏,黃仁勳也找到了和同寢室的那個17歲“刀疤青年”的相處之道:
那個人雖然看起來很兇,但人不壞,而且是個連小學課本都讀不順暢的“學渣”。於是黃仁勳主動跟這位17歲的“大哥”做了一筆交易:
我每天晚上教你讀書認字、幫你補習功課,但你要負責教我怎麼鍛鍊身體。
這筆交易非常成功。
在接下來的兩年裏,每天晚上熄燈前,黃仁勳就坐在牀頭教室友認單詞;學完之後,室友就督促黃仁勳做身體鍛鍊。並且由於有了這位“刀疤大哥”,大家在學校裏對黃仁勳也尊敬了不少。
在那個沒有心理諮詢師、甚至連父母電話都打不通的肯塔基深山裏,幼小的黃仁勳學會了一個道理——這個道理後來他在和斯坦福大學商學院院長對話時總結了出來:
“偉大不在於智商。偉大源於品格。而品格不是由聰明人塑造出來的,它是從經歷過苦難的人身上鍛造出來的。”
當然,在深山裏的“苦修”只維持了兩年——雖然也不能算短了。
黃仁勳的父母,終於來了。
三
1975年,黃興泰夫婦終於辦妥了移民手續,來到了美國。
黃仁勳兄弟倆就此告別了那座肯塔基州深山,回到了父母身邊,定居在了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郊區的比弗頓,並且進入當地的高中就讀。
一旦有了一個穩定的教育環境——甚至都不用太好的學校——黃仁勳的學習天賦就立刻顯現 了出來。他在學校裏跳了級,數學、科學和計算機這三門功課都是滿分。
課餘時間,他去波特蘭市中心的一家乒乓球俱樂部裏幫忙打掃衞生,以換取可以免費練乒乓的機會。然後他在15歲時一路打進了全美乒乓球公開賽,最終拿下了青少年組雙打全國第三名。

14歲時的黃仁勳
但真正塑造黃仁勳性格的地方,不是那家乒乓球館,而是俄勒岡州公路邊那塊黃底紅字的招牌——丹尼餐廳。
從15歲那年開始,每天放學和週末,黃仁勳都會去這家24小時營業的家庭餐廳打工,以便賺取零花錢和大學學費。他從洗碗工開始做起,憑藉自己的勤奮和高效,吸引到了店長的注意,隨後成為了雜工,最後提升成了正式服務員。
在餐廳的打工經歷讓黃仁勳受益匪淺,因為他自認原來是非常內向的人,而且有社交恐懼。但在丹尼餐廳當服務員的那幾年裏,他必須每天面對形形色色的顧客,這也逼着他走出了自己的舒適區,學會應付各色各樣的人的各種各樣的要求。
就像他後來稱奧奈達浸信會學院是一所“好學校”一樣,他也非常感激丹尼餐廳對他成長的幫助,他甚至建議:
“每個人的第一份工作都從餐飲業開始。它能教會你謙遜、努力工作和待人接物。”
當然,黃仁勳也知道,不可能靠打工過一輩子,他的目標,還是要上大學。
1980年,不滿17歲的黃仁勳從高中提前畢業,考入了俄勒岡州立大學,主修電子工程。
整個電子工程系大概有250名新生,但只有3名女生。
在大學一年級的電路實驗室裏,黃仁勳對其中的一名留着一頭棕發的女生產生了心動的感覺。
這名女生是大他兩歲的同學,名叫洛麗·米爾斯。
那時的黃仁勳還長着一張娃娃臉,説他是中學生也有人相信。面對全系男生都盯着的女神,黃仁勳其實並沒有什麼競爭力。

大學時期的黃仁勳
但最高端的追求方式,往往只會以最樸素的形式出現:
黃仁勳面對洛麗,只是發出了作為華裔理科學霸的邀請:
“週末你要不要來跟我一起做功課?”
並且給了她一個承諾:
“如果你每個星期天都跟我一起做作業,我保證讓你門門功課拿 A。”
洛麗欣然接受了這個邀請。
接下來的半年,兩個人真的就每個星期天一起寫作業。
半年之後,洛麗果然拿到了全 A 的成績單,同時,也成為了黃仁勳的女友。
當時黃仁勳先問洛麗:
“你覺得我將來會做什麼?”
洛麗當時並不知道怎麼回答,因為眼前的黃仁勳還只是一個大一的學生,她只知道自己愛他。
黃仁勳接着説:
“我會在30歲之前當上一家公司的CEO。”
四
大學畢業後,21歲的黃仁勳和洛麗一起來到了加州。
他們的目的地,是正在掀起個人電腦浪潮的硅谷。
初到硅谷,黃仁勳在芯片製造商 AMD擔任微處理器設計工程師。1985年底,他又跳槽到了專門做定製芯片的明星公司 LSI Logic。
在 LSI Logic 工作的這八年,對黃仁勳來説非常關鍵。
一方面是學業。在工作期間,他利用晚上的業餘時間,在斯坦福大學拿到了電子工程碩士學位。

2000年,碩士畢業典禮上的黃仁勳和妻子洛麗
另一方面是能力儲備。他的本職工作是畫電路圖,但他希望搞清楚芯片到底是怎麼賣出去的,就主動申請轉崗去了銷售部門。
很快,他的業務能力被公司創始人兼總裁威爾弗雷德·科里根發現,讓他去掌管公司新成立的“系統級芯片”業務部。
在這八年裏,黃仁勳完整了解和掌握了一家芯片公司從研發、生產到市場銷售的全部流程。
時間很快來到了1992年年底。
隨着微軟推廣 Windows 圖形界面,以及《德軍總部3D》等3D電子遊戲的出現,大家開始意識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個人電腦不再只是辦公室裏算賬打字的工具,它很快會變成家庭娛樂中心。
而這時候,黃仁勳也開始因為業務來往,和兩個人密切聯絡。
這兩個人都是當時硅谷的工作站巨頭“太陽微系統公司”的頂尖硬件工程師,一個叫克里斯·馬拉科夫斯基,一個叫卡蒂斯·普里姆。
當時,只有售價上萬美元的專業工作站才能處理複雜的 3D 立體圖形,而這兩個工程師萌生了一個念頭:
如果能設計出一塊只賣幾百美元、插在普通家用電腦上的 3D 圖形加速芯片,市場空間一定大得驚人。
這兩個人的技術都沒問題,但卻都不太懂得企業管理和市場運作,於是他們找到了黃仁勳來當CEO——這個貌不驚人的黃皮膚小夥子,似乎總有一種處理千頭萬緒的能力。
兩個人在1992年底決定拉黃仁勳入夥,由黃仁勳來當 CEO。
1992年底,三個人開始頻繁碰頭,商討創業計劃。為了不被熟悉的人看到,他們經常約在聖何塞東北部貝裏埃薩路高速出口旁的一家餐廳裏秘密商量創業計劃。
這家餐廳是一家連鎖餐廳——依然是黃仁勳最熟悉的丹尼餐廳。
黃仁勳對這家餐廳太熟悉了,所以他很快找到了適合三個人呆在餐廳裏討論很久的方法:點上一份“大滿貫”早餐,然後咖啡就可以無限續杯。

1993年,剛創業時的黃仁勳和他的兩個合夥人
1993年2月17日,黃仁勳正式從LSI Logic 辭職,全職投入新公司的籌備。
這天,正好就是黃仁勳的30週歲生日。
他努力要向洛麗兑現自己當初的諾言——在30歲之前成為一個公司的CEO。
創業需要啓動資金。雖然三個人連一份像樣的商業計劃書都沒寫好,但黃仁勳在 LSI Logic 時的老闆科裏願意給自己曾經的部下做背書——他親自打電話給硅谷傳奇風投機構紅杉資本的創始人唐·瓦倫丁做舉薦。
紅杉資本於是爽快地投了200萬美元。
1993年4月5日,黃仁勳他們三個人的公司正式註冊成立。
至於公司名字,他們一開始並沒有想好。合夥人之一的工程師普利姆平時的電腦設計文件都以“NV”開頭,他提出希望公司的縮寫能是“NV”。
於是他去翻了拉丁文詞典,找出了一個包含 NV 的單詞:“Invidia”,她是古羅馬神話中的嫉妒女神,傳説有一雙綠色的眼睛。
三個人覺得“嫉妒女神”這個含義不錯,他們以後要讓所有同行嫉妒到眼紅。於是他們去掉開頭的字母 “I”,就定下了公司的名字:
NVIDIA。
五
1995年,成立兩年的英偉達公司推出了自己第一代產品:“NV1”。
這是塊被黃仁勳寄予厚望的芯片。這塊芯片不僅能渲染 3D 畫面,還集成了聲卡功能,甚至直接做了一個接口,可以插上日本遊戲大廠世嘉的“土星”遊戲機手柄。

英偉達的第一代產品NV1
然而,等待黃仁勳的,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慘敗:
NV1 一共生產了25萬張,上市後絕大部分都賣不出去,只能被經銷商成批退回倉庫。
失敗的最核心原因,是黃仁勳的技術路線押錯了寶。
在當時的 3D 圖形學領域,構建三維物體最主流的做法,是用無數個微小的“三角形”拼接起來。但英偉達的首席架構師普里姆為了追求差異化,在設計 NV1 時採用了一種非常冷門的“二次曲面和二次紋理映射”技術。
結果,就在 NV1 發佈幾個月後,微軟正式推出了統一 Windows 遊戲開發標準的 Direct3D接口——在底層標準裏完全綁定了最主流的“三角形建模”。
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所有市面上新出的電腦遊戲,很多都在英偉達的 NV1 顯卡上沒法正常運行。
更要命的是,在發現這條技術路線走不通之前,英偉達已經和日本遊戲巨頭世嘉簽了一份合同,承諾繼續用這種“四邊形技術”為世嘉研發下一代遊戲主機芯片。
合同的金額是700萬美元,英偉達根本承擔不起違約的成本。
到了1996年夏天,英偉達這家初創三年的公司,已經走到了絕境:
公司賬上的現金幾乎燒光,剩下的錢只夠發30天的工資。
33歲的黃仁勳不得不做出創業以來最痛苦的決定——把公司100多名員工裁掉一半以上,只留下約40名核心骨幹。
裁完員之後,擺在黃仁勳面前的依然是個死局:
如果繼續按合同給世嘉研發註定落後的 NV2,做出來的芯片也是廢品,公司遲早要完;
如果現在停掉 NV2、轉頭研發支持微軟三角形標準的新芯片,那就是對世嘉違約,不僅拿不到合同裏剩下的 500萬美元,公司連下個月的房租都交不起,立刻就會破產。
山窮水盡,黃仁勳只有一條路可以選:
自己去世嘉公司,當面説清楚。
六
當時執掌美國世嘉公司的,是世嘉集團的副社長入交昭一郎。
入交昭一郎是日本商界的傳奇人物,來世嘉之前曾是本田汽車的明星高管,辦事極有魄力。
那份700萬美元的芯片開發合同,就是入交昭一郎主導,籤給黃仁勳的。
黃仁勳再一次見到入交昭一郎後,非常直白地表達了三層意思:
第一,英偉達之前堅持的技術路線錯了,微軟已經統一了三角形標準。如果繼續按合同給世嘉做這顆芯片,做出來的產品在市場上毫無競爭力,會害了世嘉。建議世嘉立刻終止原合同,另找別的廠商;
第二,雖然我們沒法繼續履行合同了,但我還是請求世嘉把合同裏剩下的500萬美元全額付給我們,讓我們去研發下一代新芯片;
第三,如果你們不給這500萬美元,英偉達下個月就會破產倒閉,其實我們是兩敗俱傷。
在正常的商業邏輯裏,作為乙方的黃仁勳這麼提,甲方爸爸肯定會認為他昏了頭了:
你違約,你不賠違約金,還要我繼續把500萬尾款全額付清?
但入交昭一郎聽完之後,卻被黃仁勳打動了。
多年以後,入交昭一郎回憶自己為什麼會動心,也説了三點理由:
第一,黃仁勳很誠實,他在絕境中沒有撒謊,也為客戶着想;
第二,自己也是搞技術出身,他相信黃仁勳的技術直覺,也欣賞他的韌勁;
第三,如果英偉達倒閉,世嘉之前投進去的200萬美元其實就是打水漂了,不如再幫一把——萬一黃仁勳成功了,那麼世嘉以後還能多一個強大的技術夥伴。
於是入交昭一郎立刻飛回東京的世嘉總部,頂着巨大的壓力説服了世嘉社長中山隼雄——將這500萬美元改成了對英偉達的股權風險投資。
這500萬美元,確實成了英偉達的救命錢。
拿着這筆救命錢,黃仁勳帶領剩下的40名員工,把全部身家性命押上了第三代芯片: NV3。
這一次,黃仁勳不僅全面轉向微軟的三角形標準,還斥巨資買下了一套極其昂貴的硬件仿真模擬器。當時芯片公司流片測試一次要花幾個月時間,英偉達已經耗不起了,所以黃仁勳要求工程師在把圖紙交給台積電生產之前,必須先在模擬器裏把硬件和軟件驅動全部模擬測試通透,確保一次流片成功。
1997年8月,作為英偉達“生死一搏”的第三代芯片RIVA 128正式上市。
這一次,黃仁勳成功了:憑藉強悍的性能,RIVA 128在短短四個月內賣出了100萬片。

RIVA 128顯卡
英偉達從死亡線上被拉了回來。
但1996年那種隨時可能破產的恐懼,從此伴隨了黃仁勳一生。
從那以後,每次在內部的高管會上,他都會反覆重複那句口頭禪:
“我們公司距離倒閉,永遠只有30天。”
但英偉達確實沒有再接近過破產線,反而走上了快車道:
1999年1月,英偉達在納斯達克上市,市值大約6億美元;同年8月,英偉達發佈了劃時代的 GeForce 256,並在業界首次正式提出了 “GPU” 的概念;2000年底,昔日的顯卡霸主 3dfx 破產,核心資產被英偉達收購。
到了2000年代初,英偉達已經坐穩了全球遊戲顯卡市場的頭把交椅。

2000年前後,黃仁勳和自己父母的合影
而就是在2000年,原本拉了英偉達一把世嘉公司卻陷入了財務危機,已經當上社長的入交昭一郎無奈離職。
他一離任,世嘉公司就把當年500萬美元入股英偉達的股票全部拋售。
一共是1500萬美元,三年翻了三倍。
但如果當時他們能夠忍住,一直持有到現在——按2026年11月15日英偉達的股票收盤價——哪怕用最保守、扣除所有股權稀釋後計算:
大概是700~1000億美元,至少能買下現在25個世嘉公司。
有人或許只看到眼前,而有人一直在放眼未來。
就在公司最賺錢的時候,黃仁勳又開啓了第二次豪賭。
七
這次豪賭的名字,叫 CUDA。
2000年代初,斯坦福大學的博士生伊恩·巴克研究了一個課題:
怎麼用幾十張廉價的英偉達遊戲顯卡連成集羣,去跑複雜的科學計算。
原理其實並不複雜:
傳統的英特爾 CPU,就像一支由少數幾位大學教授組成的專家團隊——他們每個人知識淵博,能力全面,既能處理複雜的邏輯問題,也能應付各種突發情況。哪怕一道題需要反覆推演、判斷和調整,他們也能勝任。
而英偉達的GPU,則更像一支幾萬個中學生組成的方陣——他們每個人不一定有教授那麼全面,但它們可以同時執行大量相同或相似的簡單計算。
如果要解決的是一個非常複雜、需要不斷判斷的問題,教授團隊往往更有優勢。但如果要同時計算一百萬道結構相似的數學題,那麼讓成千上萬箇中學生一起動手,效率就可能遠遠超過少數幾個專家。
這就是CPU和GPU在設計上的根本區別:
一個更擅長複雜、靈活的通用處理,一個更擅長大規模並行計算。
英偉達的首席科學家大衞·柯克注意到了這個方向,彙報給了黃仁勳。
黃仁勳立刻把伊恩·巴克招進公司,並在2004年前後做出了一個極具爭議的決定:開發一套名為 CUDA的軟硬件平台。
這個平台只有一個目的:
讓全世界的程序員不需要懂圖形學,直接用普通的 C 語言就能調用英偉達顯卡去做通用科學計算。

黃仁勳向大家展示自己的英偉達LOGO紋身——他答應在公司股票股價超過100美元時去紋,“紋的時候我痛得差點哭出來”
為了推廣 CUDA,黃仁勳下了一道死命令:
從2006年發佈的G80架構開始——哪怕是你買回家只用來打遊戲的顯卡——只要它屬於支持CUDA的GPU,就必須不僅能渲染遊戲畫面,還能被程序員調用,參與科學計算和其他通用計算任務。
這也就意味着,每一顆芯片的製造成本都要上升,而且公司每年還要投入鉅額研發經費去維護 CUDA 軟件庫。
然而,在2006年 CUDA 推出後的整整六年裏,願意為這套技術買單的企業客戶寥寥無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雪上加霜:
英偉達當時遭遇了筆記本芯片封裝開裂質量危機,再加上 CUDA 上的鉅額投入長期沒有回報,導致英偉達的股價在一年內暴跌了70% 。
在之後每年的財報電話會議上,華爾街的分析師們都會質疑黃仁勳:
為什麼要在那個幾乎不產生任何直接收入的 CUDA 上持續燒錢?
但執拗的黃仁勳硬是頂住了股東和華爾街的壓力,拒絕削減預算。
因為他認為:
如果底層的數學邏輯證明並行計算就是未來,那麼哪怕它今天是一個“零十億美元市場”,只要先把生態建起來,它未來就一定會變成上千億美元的市場。
六年後,黃仁勳的堅持得到了成果。
八
2012年9月,一個模型震驚了世界。
在全球計算機視覺領域的巔峯賽事 ImageNet 圖像識別大賽上,多倫多大學教授傑弗裏·辛頓帶着他的兩個學生,拿出了一個名叫 AlexNet 的深度神經網絡模型。
這個模型頓時讓業內高度關注:
在面對上百萬張涵蓋1000個類別的巨型圖片數據庫時,這個模型的識別猜錯率斷崖式下降到了15.3%——此前這項比賽的最好成績是25.8%,這屆比賽的第二名成績是26.2%。
斷崖式領先。
讓人眼前一亮的不僅僅是深度神經網絡的思路,還有訓練出這個模型的算力工具:
不是什麼造價上億美元的超級計算機,僅僅是亞歷克斯插在自己卧室台式機裏兩張打遊戲的普通顯卡——英偉達 GTX 580 。

傑弗裏·辛頓和他的兩個學生:亞歷克斯·克里澤夫斯基和伊利亞·蘇茨科沃
知道這個結果後的黃仁勳,立刻明白這意味着什麼:
深度學習的底層數學邏輯,離不開海量的矩陣乘法運算!
而這正是英偉達的 GPU 和苦心經營了六年的 CUDA 天生最擅長的領域!
黃仁勳立刻要求整個英偉達公司圍繞“深度學習與人工智能”重構所有產品線,並果斷放棄了傳統的智能手機芯片市場,全力押注 AI 算力。
2016年8月,英偉達耗資數十億美元,終於研發出了全球第一台專為深度學習打造的超級計算機——NVIDIA DGX-1。
這台機器售價12.9萬美元。
當時市場還在觀望,這時候有一個人給黃仁勳提了一個建議。
這個人,叫艾隆·馬斯克。
因為特斯拉正在使用英偉達的芯片研發自動駕駛系統,所以黃仁勳和馬斯克經常會一起吃飯。在一次談話中,馬斯克告訴黃仁勳,自己剛剛在2015年底投了一個非營利人工智能研究機構,他們肯定需要NVIDIA DGX-1這種機器。
黃仁勳當即拍板決定:送一台。
這個非營利人工智能研究機構的名字,叫“OpenAI”。
它的聯合創始人,叫伊利亞·蘇茨克沃——沒錯,就是2012年和辛頓教授一起研發出AlexNet模型的那個博士生。
2016年8月,黃仁勳親自前往舊金山 Mission 區 Pioneer 大樓裏的 OpenAI 辦公室,出席了交付儀式。
儀式之後,他還和現場的研究員們開了句玩笑:
“你們拿了機器後,可千萬別隻拿它去搞加密貨幣挖礦啊!”

捐贈儀式現場
OpenAI 的研究員們當然沒有拿這台機器去“挖礦”。
六年後的2022年底,OpenAI 發佈了劃時代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ChatGPT。
人類進入人工智能時代的大幕,徹底被拉開了。
而當全世界的科技巨頭蜂擁而上、不惜一切代價搶購算力芯片時,他們驚訝地發現一件事:
通往人工智能時代的唯一一座算力橋樑,早在十多年前就被搭好了。
而通過那座橋樑的鑰匙,掌握在那個常年只穿黑皮衣的黃皮膚男人手裏。
九
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從2023年到2026年,隨着全球 AI 算力需求的爆發,英偉達的顯卡在全球市場上一卡難求。
英偉達公司的市值接連突破1萬億、2萬億、3萬億、4萬億乃至5萬億美元大關,最高達到5.8萬億美元,登頂全球市值第一。
而年過六旬、身家超過千億美元的黃仁勳,依然保持着每天工作12~14個小時、一週工作7天的習慣。
2024年,當美國 CBS《60分鐘》節目的記者問他為什麼還要這麼拼命時,他的回答是:
“1996年那種隨時可能破產的危機感,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而現在,公司並沒有破產,而他卻要真的離開了。
只是這一次的危機,和公司的業務本身無關:
2026年11月8日,黃仁勳向英偉達全體員工發送了一封公開信,首次正式承認自己對妻子不忠,並向妻子、家人及公司同事道歉。
他表示,自己願意承擔全部責任。
三天後的11月11日,英偉達董事會接受了黃仁勳辭去公司總裁、首席執行官及董事職務的決定,辭職立即生效。
11月12日,英偉達正式對外發布公告,宣佈這一消息。
至此,執掌英偉達33年的黃仁勳正式離開了公司管理層。
截止到北京時間11月15日11時,一家名為“Stand with Jensen”的公開請願網站顯示,已收集超13萬個簽名希望黃仁勳迴歸。
其中包括61561名英偉達現任員工,1225名前員工,71223名股東,以及51948名其他支持者。
截止到本文推送前,黃仁勳沒有任何公開回應。
饅頭説
我們這一代人,都很熟悉一個詞:“美國夢”。
所謂“美國夢”,很多人描繪的是:
“無論一個人的出身、階級、種族或宗教背景如何,只要通過個人的勤奮、勇氣、誠實和奮鬥,就能夠在美國這片土地上獲得成功、實現階層躍升,並過上富足、自由且體面的生活。”
從這個意義上説,黃仁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甚至是完美範本:
從國外移民,赤手空拳的底層奮鬥、極其殘酷的開局、近乎瘋狂的偏執、在絕境中抓住技術革命的浪潮,以及最終登頂巔峯的奇蹟。
“美國夢”的所有要素,都佔齊了。
但如今,這個夢卻也展現了冰冷的另一面。
當這個夢大到涉及大國博弈的戰略基礎設施時,公司創始人那種帶有濃厚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權力和威望,反而就會變成華爾街和董事會眼中最大的“不穩定風險”——一旦你出現道德瑕疵或政治違規,資本翻臉的速度可以精確到以“小時”計算。
而這還不算是最殘酷的。
在西方主流輿論和地緣政治高度捆綁的今天,無論你多麼成功,但只要是亞裔面孔,只要你觸及到國家安全、核心科技和美國全球利益的最高蛋糕時,那對不起,你其實就已經站在了萬丈深淵上空的一根鋼絲繩上,隨便一陣小風,就可以把你吹下去。
我看到有人用一個詞來解釋:“非我族類”。
我覺得這個詞,倒也不能只針對美國。
必須要承認的是: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當一傢俬人企業掌握了具有戰略意義的技術和資源,企業領導人的個人行為、利益關係和安全風險,包括種族,都可能受到更嚴格的審視——尤其是如果你是來自最大的競爭對手種族。
但黃仁勳這次的事,至少可以證明,“美國夢”不是沒有天花板的。
你當然可以小富:只要你遵紀守法、努力工作,你可以開一家餐廳、做一個律師、甚至可以創辦一家市值幾千萬的中小企業,買下帶庭院的房子。
這種程度的“富”不僅被允許,而且被大力鼓勵,因為它構成了龐大且穩定的中產階級,是美國社會穩定的壓艙石,也是“美國夢”的完美闡釋。
你也不是不能“大富”:當你的企業從小打小鬧成長為跨國巨頭,傳統的反壟斷法、華爾街的資本合謀、董事會的控制權奪取就會像無形的絞索一樣套下來。
這種程度的“富”也是被允許的,但你不能隨心所欲,你的財富可以極其龐大,但這種龐大必須是為華爾街的利益、美元霸權和自由市場的神話服務的。
但如果再進一步:當你進入國家核心利益所在的領域時,你就會面臨一個額外的身份審視了。
你很難證明,自己是他們的“自己人”。
而一旦你有“不是自己人”的嫌疑,甚至只是因為你的出身,膚色,種族而引起懷疑,那麼“天花板”就會變成“高壓線”。
所以,“美國夢”此前其實一直在回答一個問題的前一半:
一個國家可以給一個人多大的成功機會?
而這次可能要回答這個問題的後一半:
當這個人真的成功到足以影響這個國家的核心利益時,這個國家又會如何對待他?
黃仁勳的故事,現在並沒有結束,也可能會迎來反轉。
但他的故事,除了他對婚姻的不忠和對妻子的虧欠,也確實給很多人——尤其是海外移民和科技創業者——敲響了一記警鐘。
就像《盜夢空間》一樣,“美國夢”是分層級的,越往深層做,要求也就越高,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是能做到頂級“美國夢”的。
黃仁勳在11月8日向英偉達的員工道歉時,特意寫道:
“我為自己是一名美國人感到自豪,也心懷感激。”
但這話,他自己説了不算。
來源:虎嗅 · huxi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