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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邦·· 2 天前精選AI 評分79

英偉達與波音案例:偉大公司如何走向墮落?

伟大的公司是怎样堕落的?

AI 導讀

星海老局以黃仁勳離開英偉達為切入點,分析關鍵人物依賴與企業價值排序轉變如何削弱偉大公司的根基。文中稱,英偉達於2026年11月12日宣佈黃仁勳辭去總裁、行政總裁及董事職務,即時生效,財務總監科萊特·克雷斯出任臨時行政總裁。文章以波音作對照,指出其管理層金融化後增加股票回購、分紅與外包,並削減研發、培訓及工程和品質管理投入。

推薦理由

文章以英偉達的創辦人中心管理與波音的金融化作對照,梳理領導交接和價值排序如何牽動企業能力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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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星海情報局(ID:junwu2333),作者:星海老局,創業邦經授權轉載。

當一家公司失去了它的CEO,到底會失去什麼?

2026年11月12日,英偉達宣佈,黃仁勳辭去公司總裁、首席執行官和董事職務,即刻生效。首席財務官科萊特·克雷斯出任臨時CEO,董事會開始尋找正式繼任者。

理論上,對於英偉達這樣有數十年曆史的、成熟的、超級大規模的公司來説,一個CEO的卸任,並不能算是什麼生死存亡的事兒。CEO也不過就是一個崗位,是崗位就有一整套完備的職責説明。

前任走了,換個新的上去就是,戰略、財務、人事和公共關係的權力交給他,日子照樣能過下去——制度嘛,不就是幹這個的麼?現代工商管理學百年發展,不就是為了打造一套“即便換一隻狗當CEO,企業照樣能正常發展”的機制麼。

但很遺憾,這種一勞永逸式的幻想,永遠只能存在於教科書上。

在英偉達,黃仁勳並不是組織架構圖最上面的那個方框,而是一切的交匯點——他不僅是技術路線的主要下注者,也是英偉達最好的銷售,同時還是英偉達的供應鏈管理者和PR、GR的實際操盤人。

黃仁勳的離場當然不意味着英偉達會馬上衰落,CUDA帶來的護城河依舊寬闊,Vera Rubin的技術壁壘依舊高不可攀,英偉達依舊是全球算力領域裏無法逾越的頂峯。

但是,隨着黃仁勳的黯然離去,英偉達不得不提前倉促回答那個敏感的問題:英偉達之所以是英偉達,有多少是因為沉澱在這家企業裏的組織能力,又有多少是因為老黃這個人?

在老局看來,事情目前還沒有塵埃落定,英偉達依舊是一家偉大的企業——老黃倉促離場可能只是複雜博弈中的權宜之舉,有消息表示,老黃正在積蓄力量準備重返,且成功的可能性並不低。

但如果,我説如果,如果老黃最終不得不離開英偉達,那麼,他的離開將成為一個幫助我們理解偉達公司如何走向墮落的絕佳線索——一個偉大企業的墮落,從不在於產品有多失敗或者遭遇了怎樣激烈的競爭,而是在於他們背叛了當年的自己,他們拋棄了當年那些幫助他們走到今天這個地位上的枝枝蔓蔓,忘記了自己為什麼會成功。

今天,我們就藉着黃仁勳和英偉達,順便參考一下波音和蘋果,看看一家偉大的公司,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墮落的。

英偉達不能失去老黃,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想知道失去老黃的英偉達會如何,咱們需要先知道有老黃的英偉達是怎麼一回事。

英偉達之所以是英偉達,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坐在CEO位置上的那個人是黃仁勳。

這一點,可以從英偉達的管理模式上窺得一二。

一般而言,大型公司的管理架構都遵循着典型的“科層制”模式——CEO下面是幾個分管不同業務的高級副總裁(SVP)或者執行副總裁(EVP);再往下則是各個大部門/事業部的副總裁(VP)和總監(Directors);總監之下,則是無數負責具體業務條線的經理和盯着基層員工幹活兒的主管們。

但老黃治下的英偉達,走的並不是傳統路子。

在英偉達的體系裏,雖然有四個分管財務、法務、運營和全球業務的執行副總裁,但卻沒有單獨設置COO(首席運營官)——這也就意味着,除了老黃,全公司沒有第二個人有權限、有條件統合各個業務線。

而與此同時,分管芯片、網絡、軟件等等這些具體業務線的25個實際負責人,職級上雖然都是VP,但卻不和那四位執行副總裁打交道,而是直接向黃仁勳彙報。

而在英偉達,像這樣直接向老黃負責的高管,至少有60個。

正在管理英偉達各個條線的老黃belike

換個更好理解的説法就是:如果當前擁有4萬餘員工的英偉達是一個集團軍,那麼在指揮部裏,除了黃仁勳外,只有四個不親自帶兵打仗、負責後勤、紀律、參謀的副手——真正開打的時候,沒有師長、團長的層層傳令,作為集團軍司令的老黃直接把電話打到前線,跟60個營長、連長們一對一交流。

“科層制”是靠着一層層指揮鏈把司令的意志往下傳,而黃仁勳則屬於微操大師,自己一個人直面前線。

為了方便下面的人和他彙報,老黃採用了一種叫“T5T郵件”(Top-5 Things,最重要的五件事)的管理方法——每位員工定期向團隊和管理層彙報“最重要的五件事”,用幾條簡短的要點,寫自己正在做什麼、觀察到什麼、遇到了什麼問題。通過這些簡短的郵件,他能夠直接掌握企業的“脈動”,獲取來自一線的真實信息——多年之前,老黃就通過T5T發現了機器學習技術的潛力,並迅速加大了在GPU算力加速工具上的投入,最終奠定了其在算力領域的先發優勢,使得英偉達成為了AI時代的基石。

而在傳統的“科層制”模式下,往往沒有人願意把這些未經粉飾的真相直接告訴CEO。

與此同時,黃仁勳還不斷在公司內部上壓力。他頻繁在公司裏渲染“我們距離破產只有30天”的末日氣氛,哪怕英偉達早已如日中天,但卻依舊“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沒有什麼亂七八糟的歐美老錢鬆弛感,只有東亞小孩特有的危機意識。

更重要的是,老黃並不是那種短視的管理者——他願意放棄短期利潤,只為追求更遠大的理想——當年頂着無數壓力強行要求把CUDA放進GeForce,雖然當時造成了短期成本暴漲,利潤下滑嚴重,但現在回頭看,這是讓英偉達從遊戲顯卡公司變成算力平台公司最關鍵的一步。

老黃一直在做的,就是讓早已家大業大、理論上早就應該患上大公司病的英偉達永葆青春,永遠像一家隨時可能完蛋的初創公司那樣拼命研發下一代技術。

黃仁勳的影響力,遠超英偉達本身

實際上,老黃的影響力其實早已超越了英偉達一家企業,早已蔓延到了整個芯片行業的上下游。

看一頓飯局就知道了。

2026年1月31日晚,位於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的磚窯古早味懷舊餐廳,舉辦了一場很特別的宴會:從當天傍晚5點開始,那些平時只存在於新聞中的科技圈大人物開始一個接一個地來到了這裏,先是光寶科技的邱森彬,然後是鴻海精密的劉揚偉,再是和碩的童子賢、廣達的林百里和聯發科的蔡力行。當然,還有仁寶的陳瑞聰、勝宏的陳濤、緯穎的洪麗甯、台達電的鄭平、宏碁的陳俊聖、緯創的林建勳、華碩的施崇棠.....

而在這頓飯局上坐在C位的,就是黃仁勳。

大家都是Chinese,都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説到底,整個半導體產業鏈發展到今天,雖然看上去非常高級,非常International,但具體到人,其實就是一個以台灣老鄉們為核心的小圈子。

換句話説就是:半導體根本不是一個“西裝革履、坐在現代化會議室裏用英文交談的”生意,而是一個福建人、廣東人、台灣人恨不得生下來就懂的生意——今天你請我,明天我請你,大家都是朋友,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彼此之間講的不是西方那套所謂的“契約精神”,而是“人情世故”。

千萬不要被某些人忽悠瘸了,非要瞧不起“人情世故”——很多時候,之所以不講“人情世故”,並非因為對方不食人間煙火,而是因為你的層次還沒到需要他講“人情世故”的那個level。

舉兩個例子大家感受下:1997年,英偉達創業第四年,當時黃仁勳已經站在了崩潰邊緣,賬上只剩一個月工資,而當時的拳頭產品RIVA 128顯卡卻還壓在產線上。黃仁勳想委託台積電來代工,但台積電在硅谷的銷售辦公室看他是個財務狀況夠嗆的小公司,乾脆理都不理他。

走投無路之下,黃仁勳只能親自寫信給台積電的張忠謀本人,他就直接寫了封信寄到新竹找張忠謀本人。而張忠謀則出於“絕不能忽視任何潛在客戶,哪怕再小”的信條給黃仁勳回了電話,親自接過了生產任務,成功幫助當時快完蛋的英偉達度過難關。

很快,就在四年後,2001年張忠謀夫婦度蜜月,還專程繞道去英偉達總部見了黃仁勳一面;而2013年黃仁勳的50歲生日,則是在張忠謀家裏過的。甚至,後面兩家人還形成了"威士忌慶生"傳統——黃仁勳每次回台灣老家見張忠謀,都會帶一副全新的威士忌酒杯當禮物。

坐在張忠謀身邊,當年老黃還是小黃

除此之外,黃仁勳與封測廠矽品(SPIL)之間也有深厚的感情——當年英偉達還是個小公司的時候,除了台積電,只有矽品願意在封測領域大力相助。而當英偉達風生水起後,黃仁勳也投桃報李,把相當一部分先進封裝的訂單給了矽品,把它扶植成台積電之外的第二大先進封裝供應商。

為什麼黃仁勳能在一羣科技圈子大佬裏坐C位?不單純是因為他家大業大,還因為他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組織協調者——老黃真的會一家一家跑,真的會去撮合每一個局內之人,也真有本事能讓所有人都滿意。

甚至,2008年汶川地震後,北京海淀外國語學校接收了101名地震災區來的孩子,老黃當時還專門帶着女兒跑到北京,給孩子們捐了一整個電腦教室。

真不是隨便什麼CEO都能做到這一步

而在2009年,為了推廣CUDA,為了讓GPU也能在科學計算的賽道上分一杯羹,老黃也是真的願意出面跟每一個願意試試用GPU來做科學計算的高等院校實驗室坐在一起好好談談——不要錢,不提任何附加條件,除了顯卡之外還送你一堆培訓和禮物。

人家老黃真的就是一個純血的商業生物(非貶義),真就能把生意做得又賺錢又體面。

寫到這裏,我們才能看到黃仁勳的真實價值:他不是一個CEO、一個創始人那麼簡單。在英偉達內部,他可以用創始人和CEO的權威來壓縮決策鏈條,而對外,他則可以用自己幾十年的人脈關係來刷臉疏通協作鏈條。

英偉達的CEO誰都能當,但能做到這一步的,唯有黃仁勳一人而已。

因此,當老黃離開,英偉達失去的不單純是一個CEO。它可能同時失去了最強的項目經理、最強的銷售、最強的供應鏈經理和最強的PR、GR一號位。

不會吧,不會吧,不會真的有人指望一個白人或者一個印度人CEO能操着一口閩南口音的漢語跟大家一起推杯換盞、一起在台北夜市吃小吃,還能整合上下游、理順供應鏈甚至順便跟大陸官方和民間都搞好關係,同時不忘取悦一下游戲玩家羣體吧?不會吧?

優秀不等於偉大,正常不意味正確

因此,一個失去黃仁勳的英偉達,固然依舊是優秀的科技企業,依舊能有正常的商業表現。

但別忘了,優秀不等於偉大,正常也不意味着正確。

這種事兒,美國商業界已經幹了不止一次了。

如果説英偉達面臨的是“靈魂人物驟然離場後,看家本領能否沉澱”的困局,那麼波音的故事則表明:哪怕人是正常離開的,哪怕一切本領也都能延續,但當一家公司的價值排序發生了變化,一切就都要變一變了。

波音的墮落,起源不在於設計和品控,而在於管理層的全面“金融化”——多幾個懂金融的人不要緊,回購股票也無所謂,真正可怕的地方是,一家航空工業龍頭企業的管理層,開始主動拋棄掉讓自己成功的工程師文化,轉而開始學起華爾街的銀行家們盤起了花花腸子——滿腦子都是股價、利潤率、ROI這些東西,甚至把這些東西當成了指揮棒,乃至於把一切不能直接改善這些指標的東西都當成了需要下面人不斷解釋、最終難逃清除命運的成本項。

研發費/間接費用的比率,大於1説明錢都用在了研發上(空客常年如此),小於1説明錢都花在了雜七雜八的事兒上(波音常年如此)。

具體來説就是:自從波音的管理層開始“金融化”後,波音就再也不是那個死磕航空器製造技術的波音了,它把更多現金用於回購和分紅,把零部件和工程環節更多外包,要求供應商不斷降價,不斷壓縮培訓、檢查和工程師冗餘,用交付進度考核產線,同時削弱工程和質量部門説“不”的能力。

沒錯,錢確實賺了很多,這一點誰也不能否認。

但從此之後,波音每年的研發投入開始直線下降——2013-2018,波音花了407億美元用於回購股票,161億美元用於分紅,而花在商用飛機研發上的費用則只有141億美元,整整二十年時間裏,波音只推出了787一款全新的型號。

同時,波音的品控開始崩盤。品質和安全開始為成本讓路,犧牲安全成為了潛規則,2018年和2019年兩次737MAX空難,不僅帶來了300多人的遇難,也暴露出了波音的系統性問題。

最深層的毒害,則來自於內部能力的崩塌:過度依賴外包,導致波音自身技能開始流失,生產線的基層熟練技術工人出現了一整代人的斷層。而在這種關頭,波音管理層卻也不忘記壓榨供應商。

因此,“管理層金融化”改變的並不是波音的硬件,而是在擾亂波音的價值觀,熟練技術工人不再被看作是資產,而是被當成了成本,培訓不是鞏固製造能力所必要的投資,而是成為了一種影響當期利潤的費用。

老局的一位朋友曾經在波音幹過很多年,一度當過波音在西雅圖某條產線的主管。

據他所説,美國航空工業對一線技術工人的要求本來是很高的,一個新人要進入產線,通常得有社區大學相關專業背景,之後還要接受約一至兩年的培訓。但問題是,隨着年輕人更多流向互聯網和金融,老工人逐漸退休,公司就必須花更多錢重建人才梯隊。

而當這種需求遇到了金融化的管理層,一切就都失控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對人的培養從來都是緩慢卻又難以量化的,而這恰恰又和那羣“三觀跟着K線走”的管理層八字相沖。

於是乎,外包開始盛行,良莠不齊的印度勞工開始被引入生產線——很多新人甚至不懂生產線上的基礎術語,備件也經常被報告不足——並不是丟了或者被偷了,乾脆就是工人素質不高來回亂放,需要時找不到罷了。甚至,在專門存放生產垃圾裏,還會混入漢堡盒和飲料瓶,而本應專門額外包裝的飛機線纜束,後來竟在其中發現了鐵絲之類的異物......

沒有人會在公司戰略會或者股東閉門會上聊這些細枝末節的東西,大家只會覺得你沒有格局,過於瑣碎,但管理層卻有一萬種方法告訴大家:“我們已經補齊了人員缺口。”

2024年阿拉斯加航空1282號航班的門塞脱落事故後,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發現:固定門塞所需的四枚螺栓在事故前就沒有裝上;相關工作沒有按規定生成記錄,關閉門塞後也沒有進行質量保證檢查。調查最終把問題指向波音未能提供充分的培訓、指導和監督。

金融化之後的波音,再也不是當年那個能製造747這種工業奇觀的公司,反而開始變得“市儈”“小肚雞腸”,變得越來越善於計算眼前省下了多少錢。

發展到今天,波音的市場份額和口碑都早已經被空客甩開。

回到英偉達這裏,也是這個意思。

老黃治下的英偉達,其實並不能説是一個正常的企業。

正常的企業是不會把一切業務條線都收束在CEO頭上,搞什麼“一決於目前”的,這更像是非常時期的應急舉措,只是老黃把這種事兒當成了日常操作而已。

但還是那句話,正常不意味着正確,優秀不意味着偉大。

如果老黃最終不能迴歸,如果英偉達最後交給了一個熟悉各種財務技巧、腦子已經完全金融化的CEO,在短期內固然還是能管理好自己的市值、固然還是那個高不可攀的算力珠穆朗瑪,但未來的它,可真就很難説了。

資本市場其實早就給出了評價:就在老黃辭職的當天,花旗把英偉達目標價從285美元下調至225美元,理由就是鑑於黃仁勳在戰略制定、客戶關係及投資者信心方面的核心作用,領導層變動可能拖累股價。其他投行也迅速跟進,紛紛調低了對於英偉達目標價——很多都下調了超過40%,部分甚至腰斬。

嘖嘖,只能説,你可以懷疑資本的操守,但卻不能懷疑資本的能力。

結語

偉大公司開始墮落,是從它變得越來越“正常”開始的

最後,我想引用《禮記·大學》裏的一段話:“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擁有四匹馬拉車的士大夫,不應該去計較養雞養豬的利潤;能鑿冰操辦祭祀的卿大夫,不應該去計較飼養牛羊的利潤;

擁有一百輛戰車的諸侯王,也不應該去豢養那種專門幫自己聚斂財富的家臣。

與其養這種家臣,還不如養個喜歡偷盜主君財物的家臣。

這就是:國家不把私利當利益,而是把道義當利益。

企業文化,看上去好像虛無縹緲。但當我們開始討論“墮落”的時候,它的意味反而開始清晰了起來——企業文化,有時候可以理解為一家公司在遭遇壓力時的取捨排序。

喬布斯不僅在乎運營的效率,也會更在乎下一代產品的哲學。

黃仁勳不僅在乎AI熱潮帶來的利潤,也會更在乎下一代計算的數理原理。

馬斯克不僅在乎近地軌道,也會更在乎火星殖民的弘誓大願。

......

等等等等吧

或者換個更簡單直白的説法:假如某天早上醒來,馬斯克不再滿嘴跑火車,不再吹牛説要在火星建城市,不再穿着T恤在工廠裏睡地板,而是換上筆挺的西裝,在財報電話會議上説着那些模稜兩可、不痛不癢的專業術語.......

那麼,你猜,SpaceX會如何。

一個儒雅隨和的馬斯克,當然是一個更穩妥的職業經理人,但卻無法再代表SpaceX——雖然老局本人非常不喜歡那種噱頭式的表達方式,但不得不説,那些瘋狂的願景,本身其實就是一種動員工具——它在篩選那些願意瘋狂一把的人,它會自動壓縮那些無休無止的懷疑,最終把公司內耗降到最低,一切都順了。

我不是説創始人天然正確,也不是説職業經理人都是短視的蛀蟲,須知,優秀的管理者可以把看家本領制度化,讓公司不再依賴某一個天才,牛逼的職業經理人更是有着能夠讓一家公司起死回生的手段。

我們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管理者把創始人的偏執激進當成個人怪癖,把工程師的堅持當成效率障礙,把產業上下游的長期信任當成落後的人情社會,再用一套通用的“現代企業標準”把它們逐一清理掉。

或許清除之後的確會更安靜、更規範、更穩定,但很多時候,你也把自己的根基給整沒了。

手術非常成功,只可惜病人沒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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