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偉達高層更迭後,黃仁勳回歸可能性牽動董事會與市場
黄仁勋的回归博弈
黃仁勳辭任英偉達後,支持他回歸的請願者和機構股東向董事會施壓,美國財長則主張從公司外部尋找新領導人。截至北京時間16日下午6時,公開請願收到17.4654萬個簽名,網站註明署名及職務由簽署者自報、未經核實。英偉達定於11月17日發布2027財年第三季度財報,市場正關注管理層交接對投資者信心及公司長期技術路線的影響。
報道把支持黃仁勳回歸的請願及機構施壓,與華盛頓主張外部接班的立場並置,呈現英偉達權力交接中矽谷、投資者與政府的不同訴求。
黃仁勳辭職僅數日,圍繞英偉達最高權力的博弈已演變為一場跨越硅谷與華盛頓的政治與資本拉鋸戰。
根據英偉達的公開安排,首席財務官克雷斯(Colette Kress)已出任臨時首席執行官,資深董事瓊斯(Harvey C. Jones)出任董事會首任主席,公司同時宣佈,2027財年第三季度財報仍將如期於11月17日發佈。
然而,據報道,辭職僅數天的黃仁勳已與親信探討過重返公司的可能性,其盟友正在組建一個由硅谷高管構成的“作戰室”,一邊遊説董事會,一邊尋求白宮方面的態度鬆動。
黃仁勳辭任後公司於17日首次發佈財報,市場除了關注業績能否延續高速增長,也在等待克雷斯對公司經營和未來戰略作出進一步説明。英偉達股價上週累計下跌12.75%,管理層變動對投資者信心的影響正在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
英偉達彷彿一艘風暴中失去船長的巨輪,而船長的命運亦在迷霧之中。
“迴歸派”的攻勢
支持黃仁勳迴歸的力量,正試圖在輿論場和公司治理兩個維度同時向董事會施壓。
公開層面的聲浪首先來自一場迅速發酵的線上請願。截至北京時間16日下午6點,名為“與黃仁勳站在一起”的公開請願活動已收集到17.4654萬個簽名。網站註明,署名與職務均為自報,未經核實。目前,聲稱為現任或前任英偉達員工的超過1萬人,聲稱自己為股東的有91607個簽名。該請願信表示:“黃仁勳可能在未經正當程序,甚至沒有幾天時間為自己申辯的情況下被迫離職。這正是我們要求英偉達董事會做出解釋的原因。”
如果按英偉達約4.2萬名員工計算,該網站統計的已簽署公開信的員工超過公司員工數的20%。
不少硅谷科技領袖也公開站台,為此增添了話題度。11月13日,馬斯克在社交平台X上明確表態支持請願並會簽名;次日,馬斯克再度發帖稱,“很多交易是和他(黃仁勳)握手達成的,而非書面合同。沒有他,至少部分關鍵交易會丟失”。此外,請願名單中列名的科技界大佬還包括Epic Games首席執行官斯威尼(Tim Sweeney)、Y Combinator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陳嘉興(Garry Tan),以及Atoms首席執行官、Uber聯合創始人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
長期關注硬科技的久謙諮詢科技組合夥人王逸洲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創始人型CEO的離去是職業經理人難以填補的空缺。“偉大的技術型公司,其‘偉大’往往源於創始人在非共識下的賭博,以及本人極強的資源整合能力。”
他認為,回顧英偉達的歷史,有兩次“賭博”至關重要。一次是黃仁勳決定將CUDA計算架構引入GeForce遊戲顯卡。儘管這一決策大幅推高了芯片成本,且當時的遊戲玩家根本不在意芯片的可編程能力,但黃仁勳押注的是圖形處理器(GPU)將演變為下一代通用計算平台;另一次則是2019年,在英偉達年營收尚不足120億美元時,斥資約69億美元收購以色列網絡芯片巨頭邁絡思(Mellanox),一舉為如今的AI算力集羣生態系統奠定了底層網絡基石。“這種以10年為維度做戰略佈局的勇氣和調配資源的能力,是一般的職業經理人做不到的。”王逸洲説。
在情緒化的網絡聲援外,也有重倉機構股東介入。11月13日,知名科技投資機構Altimeter Capital的創始人格斯特納(Brad Gerstner)與Atreides Management創始人貝克(Gavin Baker)聯合致信英偉達董事會,兩家機構截至6月30日披露的英偉達持股合計約21.3億美元。信中敦促董事會採取“緩慢、審慎、深思熟慮的過程”,將包括黃仁勳迴歸在內的所有選項留在桌面上。據報道,信中稱圍繞近期事件的“問題多於答案”,董事會應避免不必要的倉促,在事實查清之前不要急於替換黃仁勳。
華盛頓的冷酷現實
然而,硅谷的“創始人情結”剛一抬頭,便迎面撞上了來自華盛頓的冷酷現實。
當地時間11月15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在一檔節目中表示,英偉達董事會在挑選新任領導人時應當“從公司外部”尋找,公司需要一場“大幅度的整頓”。
商業銀行Yorkville Ives的合夥人、董事總經理艾夫斯(Dan Ives)在發給第一財經的報告中直言,考慮到法律、董事會和監管機構等因素,任何關於黃仁勳重返英偉達的説法都“荒謬至極”。
“我們看不到黃仁勳重返英偉達擔任CEO的可能,公司最可行的路徑是聘請一位新的外部CEO,或由克雷斯正式接任。”艾夫斯稱,持續的股東請願、董事會信函乃至部分員工的辭職威脅,只會製造噪音與幹擾,並不會改變克雷斯當前的唯一核心任務——恢復內部秩序,並穩住市場信心。
在艾夫斯預測的外部繼任者潛在名單中,不僅包括半導體與軟件行業的資深高管——如派拓網絡(Palo Alto Networks)的阿羅拉(Nikesh Arora)、谷歌雲掌門人庫裏安(Thomas Kurian)以及曾任英偉達高管的Arm首席執行官哈斯(Rene Haas),在考量英偉達對美國科技業全球戰略地位後,他甚至將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Tim Cook)列為“潛在黑馬”。
財報大考與華爾街的定價
政治與輿論之外,隨着英偉達即將在11月17日發佈2027財年第三季度財報,資本市場將用真金白銀為這場權力真空重新定價。
艾夫斯維持了相對積極的判斷,其核心邏輯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其一,英偉達在GPU領域的絕對領導地位遙遙領先,圍繞下一代芯片架構與物理AI的戰略路線圖已由4.2萬名員工穩步推進,不會因一人去留而逆轉;其二,全球AI領域高達3萬億至4萬億美元的資本開支週期依然穩固,若能安然度過此次風暴,英偉達當前的估值已顯出極高的性價比;其三,臨時掌舵的克雷斯在華爾街與公司內部均積累了極高的公信力,“我們一直認為她遲早會成為某家大型上市科技公司的CEO”。
但在王逸洲看來,人工智能的底層演算架構遠未定型,英偉達仍處於需要不斷押注的“開山”階段,遠未到可以安穩“守成”的時候。
目前擺在英偉達面前的多重戰略抉擇,幾乎都超出了傳統財務高管的能力邊界:在芯片產品路線和能力邊界上,是繼續堅持通用圖形處理器(GPGPU),還是押注針對推理優化的專門處理器;是專注生產標準化產品,還是親自下場為大客戶提供定製服務;在底層硬件與算力瓶頸上,面對高帶寬內存(HBM)的產能掣肘,是繼續依賴硬件堆砌,還是轉向更復雜的分層存儲與軟硬件協同優化,同時應對高速互聯(NVLink)、“光進銅退”以及機櫃散熱等演進路線;而在軟件與新業務層面,當AI已能自動生成複雜調度軟件時,英偉達該如何守住自身的軟件護城河,又該如何在物理AI領域從單純提供算力延伸至構建涵蓋大模型與仿真系統的完整生態。“這些爭論非常多,很難想像其中任何一個是首席財務官可以解決的。”王逸洲直言。
除了技術路線的迷霧,黃仁勳離場帶來的商業與組織餘震也正在顯現。王逸洲分析稱,短期內,英偉達一兩年的訂單儲備及未來兩三年的產品路線圖雖然相對明確,但公司近年來在CoreWeave等新興雲服務商(Neocloud)上的循環投資,以及與OpenAI之間“股權支持換取採購訂單”的深度綁定,均與黃仁勳個人在AI生態中的話語權高度掛鈎,這部分增量訂單極可能隨管理層交替而受到衝擊。中長期來看,英偉達內部有大量員工與高管早已實現財富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創始人的信任與情結才選擇留下,最高權力的更迭無疑將令公司面臨嚴峻的核心人才流失風險。
嘉盛集團全球研究主管韋勒(Matt Weller)也認為,儘管英偉達短期內仍握有支撐AI基建的“市場最佳”芯片,但放眼2028年及以後,投資者勢必會重新審視失去靈魂人物後的英偉達能否繼續保持頂尖的創新和執行能力。
全球投資諮詢公司BCA Research股票部主管維斯伯格(Noah Weisberger)則在最新內部研討會上覆盤歷史數據表示,經貝塔係數調整後,因法律或個人問題導致CEO意外離職的上市公司,其股價通常會在一個月內下跌10%至13%。在他看來,競爭對手本就會覬覦英偉達高企的利潤率,當前股價的回調更多是對不確定性上升的風險溢價補償,而非公司基本面的結構性破裂。
英偉達對於後續公司發展還有更遠期的藍圖。該公司今年8月預計2028財年營收同比增長約70%,並預計2028財年CPU收入將增長一倍以上,英偉達管理層稱看到大約200億美元的服務器CPU需求,以及2027年來自五個超大規模雲服務商的近1.3萬億美元訂單量。
而這種業績可見度是否隨着黃仁勳的辭任而受影響,將是市場評估英偉達未來走勢的重要層面。
更深層次的擔憂,則指向英偉達資產負債表之外的潛在風險。該公司首席科技策略師戴森(Matt Dyson)認為,當前行業最嚴峻的脆弱性,在於高度依賴英偉達“循環融資”(供應商融資)的新興雲服務商——正是這類資金支持撐起了它們的芯片採購與抵押品價值。如果臨時CEO在合規整頓期間收緊此類資金支持,下游芯片採購可能隨之放緩,並向存儲芯片等上游板塊傳導壓力。
(第一財經記者鄭栩彤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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